陈云和嘉善的不解之缘

——写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

严宏  林丽冬

今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的陈云诞辰１００周年。陈云在早期从事革命斗争和领导工农运动的过程中，曾经于１９２７至１９２９年间，多次到过嘉善，和嘉善结下了不解之缘。现我们根据多年收集和整理的资料，特撰文一篇，以纪念这位伟人。   

１９２７年，陈云到嘉善发动群众，领导农民运动

    陈云是上海青浦练塘镇人。１９２５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工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职工运动，成为优秀的工会领导者。“五卅”惨案发生后，组织领导罢工斗争，直接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被白色恐怖笼罩。陈云因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和通缉，而转入“地下工作”。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同月，陈云任上海沪中区区委委员。９月底，中共江苏省委派遣陈云回青浦领导农民运动。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初，陈云和高尔松、高尔柏等人由青浦练塘雇船到嘉善境内的丁栅江家港村（现在叫“南港”），盘桓几日后，感觉不安全，就找了丁栅江家港村的谢阿大帮助摇船，谢阿大在地主家里做长工，拥护革命。这样，陈云他们在船上就可以大胆谈话了。谢阿大把陈云一行人一直送到嘉善城北石人桥附近的“一里泾”一家姓张的大户人家。到了“一里泾”后，听说练塘人吴开宪叛变革命，向敌人告密，领着敌人来嘉善捉拿陈云等人，陈云等人马上转移。陈云辗转到达嘉善西塘镇，找到了在西塘源源布店学生意的小学同学高庭梁。高庭梁也是青浦练塘人，幼年在颜安小学读书时，与陈云是同窗学友，曾为“换帖弟兄”。后来，高庭梁因生活困难，离开了练塘，到西塘源源布店学生意。虽然七八年不见了，但是陈云非常信任他。当晚陈云就留在源源布店的楼上与老友同宿，深夜灯下叙旧，陈云告诉高庭梁，上海的斗争形势及上海商务印书馆因工人罢工受到国民党警方的不断搜捕情况。因商务印书馆出现了几个身穿对胸纽扣短衫、来历不明的人，行为不三不四，故感到情况异常，就暂时离开来到这里，但不想抛头露面，希望高庭梁给他安排个安全处，暂时躲避几天。于是，高庭梁陪他去镇郊东岳庙、七老爷庙等地。几天后，陈云回青浦，高庭梁又给他雇了一只脚划船，把陈云送到了青浦，高庭梁的少东家还送给了陈云一些盘缠。

    陈云到达青浦后，与黄渡特别支部书记夏采曦联系，召开了东乡党员大会，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江苏省委指示。会后到青浦小蒸与继续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农会干部陆铨生、吴志喜联系，研究在小蒸开展抗租斗争的策略，会见农会骨干，建立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通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在当地恢复和发展了２０多个村农会组织，建立了青浦西乡第一个农村党支部。１９２７年农历十月初一，陈云利用小蒸“十月潮”迎神祭坛庙会，向３０００多名赶庙会的农民发表了演说，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同剥削、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作斗争。同年１１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建立中共青浦县委，陈云任书记，同月，中共青浦县委建立了农民革命军，吴志喜任总指挥，陈云任政治委员。１２月，陈云受省委委派，调任松江区负责人，领导该区党的工作及农民运动。１９２８年１月２日晚，陈云在小蒸主持召开了中共松青县委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江苏省委关于青浦县农民暴动的指示，决定翌日在小蒸西乡暴动。暴动期间，陈云化名陈亨。１月３日，因攻打“枪船”（国民党水警队长袁伯祥的枪船）计划走漏风声，陈云决定提前举行武装暴动。由于敌强我弱，暴动后，为了保存力量，陈云和吴志喜指挥农民军撤退。１月５日，陈云、吴志喜带领一支农民军小分队到小蒸，包围了地主汪倾千家，处置了汪氏兄弟，接着又处决了地保胡祖文。通过这次打土豪劣绅行动，有力地支持了农民群众的抗租抗息斗争。１月１５日，陈云、袁世钊（嘉善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枫泾独立支部书记）、吴志喜等秘密开会，决定２２日乘土豪劣绅回家过年之际，攻打枫泾镇（枫泾镇，南镇属浙江省嘉善县，北镇属江苏省松江县），举行枫泾暴动，为此，陈云亲自赴上海，设法搞一批枪支弹药，加强农民军的力量。１月１９日凌晨４时，在蒋家浜的农民军被敌人包围，因敌众我寡，吴志喜、陆龙飞被捕。在厍浪的袁世钊等人率农民军突围向小蒸方向转移。枫泾暴动失败。下午，正在上海开会的陈云，不顾危险赶来枫泾，了解情况后又返回上海，向江苏省委报告了暴动失败和被捕人员的情况，经多方设法，营救没有成功。１月２６日，吴志喜、陆龙飞分别被敌人杀害于松江和枫泾。

    暴动失败后，松江、青浦一带戒备森严，大街小巷贴满了松江驻军团部和松江县政府的布告和“案犯”陈云、袁世钊等２４人的醒目通缉令。

    在白色恐怖中，陈云不顾个人安危，精心布置，迅速将小蒸、枫泾暴动中已暴露身份的农民骨干及共产党员转移到上海隐蔽。对被捕的同志，陈云千方百计为他们送钱递信，并语重心长地寄语：吃官司是到外婆家去走亲戚，枪毙是告老还乡，有何怕呢？革命就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

    １９２８年，小蒸、枫泾暴动失败后，陈云到嘉善居住半年，继续开展秘密工作

    １９２８年２月，春寒料峭，形势严峻。陈云悄悄地回到家乡练塘，舅父、舅母商议，决定让陈云到离练塘几十里路的浙江嘉善魏塘镇李桂卿家。李桂卿原先在章练塘元康南货店学生意，后来到万泰源店做工。正好与陈云舅父廖文光开的小铺子斜对河，平时不仅隔河相见，常打招呼，而且俩人频频来往，关系比较密切。李桂卿家位于魏塘镇道院弄，环境幽静，来往人少，出入方便，陈云居住那儿既安全又可靠。

    从此，陈云化名李介生，对外称因病失业，来小镇暂住。称李桂卿夫妇为三叔、三婶，与李桂卿之子李有伟等以侄兄弟相称。陈云在李家的矮楼西坡屋居住了半年多时间。这段时间，陈云与李家人同食一锅饭，共饮一缸水。他生活十分艰苦朴素，生活上从不挑剔，有啥吃啥。平时就经常在自己的卧室里，静心看书，有时李有伟还看到他用笔在书上来回地划着什么。看书看得疲倦时，就出门散散步。如果要外出，一般都由李桂卿陪着。陈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镇上卖鱼桥茶店。在那里来往客人多，边喝茶边聊天，说天道地中可以听到老百姓的呼声，了解社会行情。有时陈云也约李有伟同去，一路上李有伟称陈云为“阿哥”，陈云呼李有伟“小弟”，感情融洽。空闲时，李有伟的母亲就炒点油盐豆给他们吃，陈云很喜欢吃这种油盐氽豆。

    处在平静小城中的陈云，心情并不平静。他抓紧读书，思考各种问题，始终与党组织保持联系。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革命群众气不能泄，志不能移，必须继续发动农民，恢复党组织，发展农会，把农民骨干分派到农运重点活动区。为此，陈云来回穿梭于青浦、练塘、嘉善之间，有时行至松江，有时出入上海，日夜兼程，巡视各地区，掌握了大量真实情况，并向中共江苏省委提出了许多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１９２８年７月下旬，陈云在金山县主持召开１０多人参加的会议，贯彻江苏省委６月《关于江苏农民秋收斗争议案》，指导浦南区委组织工农（盐民）群众，发展党组织，开展抗租、抗债、抗税斗争。会上，陈云要求松江区的同志恢复基层党组织，部署袁世钊、顾桂龙等赴枫泾地区沪杭路南片，发动群众，建立１７个支部，重建中共枫泾区委，并把革命活动逐步推向嘉善县的姚庄、里泽等地，发展党员，建立支部，活动遍及数十个村庄，继续开展抗租、抗债、抗税斗争。《申报》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２４日报道：“前晚枫泾西栅外（属嘉善境内），又有共产党开会，聚众数百人之多……”

    ９月下旬，陈云返回练塘，召开小蒸、练塘地区的党员骨干分子会议，指示加强团结、保持力量，采取隐蔽方式继续活动。１９２８年１０月，中共松浦特委在松江钱家草村顾桂龙家正式成立。其管辖松江、金山、青浦等１０县，有１７００余名党员，１３０多个党支部。陈云任松浦特委组织部长。不久，松浦特委机关迁移至上海。陈云到了上海后，考虑到李桂卿全家的安全，建议李家也转移到上海。在陈云的精心安排下，李家住在上海新闸路培德里，李桂卿的儿子李有伟就在附近的天主教教会办的学校里读书。陈云安排李桂卿在裕大南货店当经理，店内配备了六七个同志，名为开店，实际是为地下党组织做联络工作。有一次，陈云亲自拿来了若干金条，指明这是地下党活动经费，藏在李桂卿床铺下面备用。这个南货店也曾掩护过周恩来、秦邦宪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革命活动。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日本侵略者大举侵犯闸北、江湾、吴淞等地。在日机疯狂轰炸中，南货店被毁，不得已地下党的联络点解散，李桂卿全家又回到了嘉善。临行前，李桂卿将在上海当印刷工人的弟弟李伟基的地址留给陈云，为陈云开展党的地下活动提供了方便。

１９２９年，陈云再次来到嘉善开展革命活动

    １９２９年２月，中共青浦县党员代表会议在练塘召开。陈云主持会议并传达了中央“六大”会议精神，作了国内外形势报告，以井冈山“朱毛”红军斗争的精神、平江农民武装暴动的事迹，极大地鼓励党员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决心。３月，中共淞浦特委在上海虹口吴淞路潘达清家召开松江、青浦、金山三县骨干会议。陈云主持会议，听取了各县汇报后宣布，今后淞浦特委所属各县的工作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这时期，陈云全力以赴贯彻“六大”精神，严密制定了争取群众的方针、路线，同时加紧开展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有力指导各县党的工作。

    １９２９年春夏之间，陈云再次来到嘉善开展革命活动，找到西塘高庭梁，高庭梁雇了一条小船，秘密把陈云护送到丁栅夏家甸村，那里有一个大草棚，是上海泰山砖瓦公司做土坯的工场。黄昏时分，他们的船才上岸，草棚里已有五六个人等着。吃过晚饭后，陈云向他们传达淞浦特委指示并和他们商议工作，不久，他们乘夜色，迅速离开了夏家甸村，各自执行任务去了。从此，陈云再也没有到过西塘。

    １９２９年８月，陈云任江苏省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深入江苏武进、前黄、都家桥等地视察。９月，陈云被增补为江苏省省委常委。不久又任江苏省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１１月，陈云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作了《江苏农民运动》的报告。报告分析了过去党组织对农民运动领导的弊端，指出了今后党领导农村斗争的任务和策略。这个报告的摘要收入了《陈云文选》，题为《江苏农民运动的趋势和今后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活动中，陈云表现出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对敌斗争的大智大勇，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迅速成长为一位杰出的革命领导人。

    解放后，身居高位的陈云，念念不忘当年冒生命危险掩护过他的故友

    据高庭梁的妻弟柯大墉回忆，上海解放那年，陈云到上海开会，住在百老汇大厦。他抽空写信给高庭梁，请他到上海相见。高庭梁到了上海后，陈云热情接待。交谈中，陈云得知高家人口多，子女上学，生活负担重。以后好几年，陈云都要给高家寄上二三十元钱，接济高家生活。解放初期，高庭梁的二儿子患了血吸虫病，陈云把他接到上海的一家大医院，治好了他的病。

    １９８２年春，陈云到杭州开会，思念嘉善的老朋友高庭梁，就叫夫人于若木写信给高庭梁，请他到杭州相聚。信寄出后不久，陈云担心高庭梁年岁大了，行动不方便，又用车把高庭梁一家接到杭州西湖边的汪庄。高庭梁的妻弟柯大墉也一起同往。汪庄见面，陈云与高庭梁相见如故，陈云亲切地称高庭梁为“老阿哥”。陈云每天都陪他们一起用餐，情系人民疾苦的陈云，还抓紧时间调查浙江农村的情况，询问近几年农民对共产党的反映如何？农民的生产、生活怎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生产情况如何？当他得知，近几年来党的政策对头、老百姓的生活大大改善了，感到非常欣慰。高庭梁一家在杭州住了一些日子，游览了云栖等杭州名胜，陈云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陪老友游览。陈云的秘书后来告诉高庭梁，他们这几天吃、住、玩的费用全部由陈云个人支付。回去时，陈云派秘书陪同，用面包车将高庭梁一家送到了西塘。临别时，陈云问高庭梁生活有什么困难，当得知高家房屋需要维修时，便吩咐秘书从他的稿费中拿出１０００元钱，作为维修费用，并让秘书转道到嘉善，向嘉善县政府转达了希望改善高家住房条件的要求。几个月后，西塘镇政府出面，把高家房屋由平房改成了小楼。

    对于曾经为革命事业做过掩护工作的李桂卿一家，陈云同样关怀备至。１９４９年８月初，陈云到上海开会，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仍念念不忘旧友，盛情邀请李有伟和其叔叔李伟基前往他下榻的“百老汇”饭店见面。身为中央领导的陈云依然那样平易近人，见面后仍称李有伟为“小弟”，称李桂卿为“三叔”。午餐时，陈云详细询问李有伟的情况，当得知李还未工作时，就说可以去当兵，后来了解到李的两个哥哥均已去世，陈云就说：三叔只剩你一个儿子了，不能去当兵，还是继续读书，以后再工作。时隔不久，华东经委来信，叫李有伟去上班。因为李有伟已于当年的８月在枫泾区参加了工作，就没有去华东经委。

    解放初，李桂卿一家仅靠种点蔬菜为生，生活困难。陈云得知后，便于１９５０年５月７日，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谭振林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有一件事拜托你。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后，当年我在青浦、枫泾一带发动农民暴动，１９２８年暴动失败了，进行秘密工作。那时一个朋友很照顾了我一下。在他家住了半年。这个朋友叫李桂卿。他过去是南货店店员，以后在上海中央组织秘密商店作掩护机关时，也请李桂卿在上海党开的一家南货店当经理。……李桂卿夫妇据说现在种蔬菜度日，日子过不去，要我想办法，请你斟酌一下，可否给予他们一些帮助，每月帮助不必多，只要５斗米就可以……”

    很快，谭振林将这封信批转嘉兴地委，经嘉兴地委和嘉善县政府联系，商定以每月５斗米接济李桂卿，帮助他解决了生活难题。以后，陈云每月都自己掏出１０元钱寄给李家。直到李家写信给陈云，困难能克服，陈云才不再寄钱了。１９７２年１０月，李桂卿老人病逝，他的儿子李有伟写信告诉了正在“文革”中受冲击的陈云。陈云闻之，十分悲痛。１１月１６日，陈云写信给李有伟：“有伟，今天收到你１１月１０日来信，同时收到你伟基叔１１月１２日来信。说桂卿叔已去世，特寄３０元，今由邮局汇出，作为你母亲零用。专复，并问三婶母和你们全家好。”短短的几句话，表达了陈云对故友的深情厚谊。李伟基１９９０年代初因病在上海去世时，陈云和夫人于若木赠送了花圈。

历史的车轮已经进入２１世纪，当年的当事人大多已经故去，但是嘉善人民的善良、勇敢和陈云位高不矜、知恩图报的轶事却让嘉善人民久久回味。

                                     （嘉善县史志办提供）